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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有一百年了
时间:2019-05-05  来源:昆明现代科技学校  作者:网络  点击:
在人类历史上,总有某一个时刻,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这种时刻一旦出现,便会决定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历史进程,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存亡。
1919年5月4日,对于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便是这样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时刻。
这一天,爆发了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由此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李大钊,30岁。毛泽东,26岁。许德珩,29岁。邓中夏,25岁。
这是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们的年龄。那一刻,也许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人生的路,从此与国家、民族、人民紧紧相连。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鲁迅日记》记载,这一天,天气“昙”。
位于沙滩的北京大学校园,春暖花香。师生们的心情,却和天气一样,笼罩着风云。
一大早,校园内人声鼎沸。学生们聚在红楼前,准备一道去天安门前游行。
许德珩一夜没有合眼。他和同学们用竹竿做旗子,长的做成大旗,短的做成小旗,将白布床单撕成条幅,书写标语。
5月2日,许德珩等青年学生,听说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悲愤不已。他们约集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决定5月4日在天安门游行示威。
上午10点,罗家伦正准备去天安门,这时一名学生找到他,说:“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举我们北大来起稿,你来执笔吧!”
见时间紧迫,罗家伦没有推辞,站在红楼一层一间教室的长桌前,一气呵成《北京全体学界通告》:
……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成为这一天最激动人心的爱国口号。
天安门前,竖起大大小小的标语。其中,北大学生谢绍敏“还我青岛”的血书,最引人注目。
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13所大专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手持白旗,在各校的白布旗帜下,列队示威。
“外抗强权,内惩国贼!”
“取消二十一条,还我胶东!”
“还我青岛,保我主权!”……
一声声口号,响彻云霄。
集会上,北京高师学生张润芝撰写了一副挽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挽联直指北洋政府里几名亲日派分子:交通总长曹汝霖,曾代表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驻日公使章宗祥,以出卖山东路权为代价,向日本密商借款;还有陆宗舆,名为币制局总裁,实为日本向华放贷代理人。
天安门前,那对精美绝伦的华表,凝视着眼前这些青春的身影。数百年来,它们见证了中国的历史——
79年前,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中国开始了长达百年屈辱的近代史。
24年前,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完败,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更加剧烈的刺痛。
8年前,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然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不少国人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心存幻想。中国作为战胜国,派代表团参加了巴黎和会,提出了取消德国在华特权、废除“二十一条”、归还德国在山东各项权益的正当要求。
然而,“和会仍凭战力,公理莫敌强权”。美、英、法三国,为了自己利益,将大会变成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赃大会。4月30日,三国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予日本。
消息传回国内,极大地震怒了中国人,也打破了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午后2点30分,游行队伍高呼着口号,向使馆区的东交民巷进发。
游行队伍先来到美国使馆。罗家伦等4名学生代表,前往使馆交涉。公使不在,学生们只留下了英文的说帖,请求美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英、法、意等国使馆,也有学生代表前往交涉。
但学生们穿过使馆区游行的申请,始终没有被允许。
正当大家群情激愤时,队伍里,有人突然高呼:“我们找卖国贼算账去!”得到了不少学生的拥护。
下午4点30分左右,队伍来到东单赵家楼2号曹汝霖住宅。学生们要求曹汝霖出来,解释与日本签订秘密协定的原因。
趁军警不备,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和许德珩等人跃上窗台,打开临街窗户,跳了进去,接着打开了两扇大门,众多学生蜂拥而入。
曹汝霖见势不妙,慌忙藏进箱子间。进京述职的章宗祥,正寄居在曹家。学生们没有找到曹汝霖,气愤地一把火点着了曹宅。章宗祥慌忙逃出,被学生们撞了个正着,被揍得鼻青脸肿。
军警逮捕了许德珩等32名学生。在狱中,许德珩口占诗歌以示决心:“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是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爱国亦千秋。”
5月5日,北京各大中专学校举行总罢课,要求释放学生。
5月7日,在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斡旋下,尤其是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32名学生。
五四运动的风雷,让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的五四精神,激荡了整个中华大地——
5月7日,上海60多个团体举行国民大会。9日,上海各校罢课。19日,北京2.5万学生再次总罢课。
6月3日,北京学生举行大规模街头演讲,当日170多人被捕。
6月5日,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全国各大城市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27日,留日留美学生请愿。
全国22个省份、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规模的声援活动。
迫于社会各界压力,6月10日,北洋政府免去曹、章、陆三人职务;6月17日电令和谈代表签字,仍准备对列强屈服;23日又改为让代表“相机行事”。
6月28日,原定签约之日,中国代表团驻地被留学生包围,代表团发表声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以胜利告终。
五四期间,正在中国讲学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清除式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引起了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关注,“共产主义的幽灵”开始在中国大地徘徊。
李大钊,就是那个暗淡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大量文章和演说,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在这片土地上传播。
在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李大钊激昂地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作为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深刻意识到,古老的民族能否再现青春,关键“系乎青年之自觉如何耳”,因此他致力于青年启蒙,做青年的良师挚友。
1920年3月,李大钊带领19名学生,在北大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6个月后,又在北大组建共产主义小组。
1925年8月,李大钊离开北大,从图书馆走向广场,成为职业政治家,负责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工作。1927年4月,李大钊被北洋军阀判处绞刑,慷慨赴义。
在李大钊的红色旗帜下,集聚着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刘仁静等一批进步青年。这里面,有一个名字,必须一提——毛泽东。
1918年8月,操着湖南口音、心怀救国志愿的青年毛泽东,从长沙来到北京,在李大钊手下做助理员工作,管理15种中外报纸。
他一边工作,一边在北大旁听,广泛结交新文化运动人物,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经过探索,逐渐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49年3月,即将成为新中国人民政权领袖的毛泽东,感慨道:“30年前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陈独秀,以令世人瞠目的举动,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中。
从5月4日至6月8日,陈独秀连续发表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为学生的爱国热情摇笔呐喊,擂鼓助威。
6月11日晚,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正在放电影,一个白帽西装的中年男子,突然掏出传单,从楼顶撒向人群,散发传单者当场被捕。
警方审问后得知,这位散发传单者,竟是北京大学前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刊物《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96天后,他才在社会各界营救下出狱。
在五四运动之前的数年里,陈独秀一直以笔做武器,呼唤变革。
1915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率先擂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隆隆战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他希望,青年学生“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新青年》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陈独秀也逐渐成为当时青年的偶像。
在五四后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中,有一种开始引起陈独秀的注意,那就是社会主义。
1920年初,在李大钊的掩护下,陈独秀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拉开了“南陈北李、携手建党”的序幕。
谈及五四运动,另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是鲁迅。
作为五四精神旗手之一,鲁迅并没有亲身参加运动,但他对青年学生的举动十分关心,“怕青年不懂得反动势力的狡猾与凶残,因而敌不过反动势力”。
1909年,曾怀着“寻求别样的人们”梦想的鲁迅,结束留学生涯,返回中国。1912年,他应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任职。
来到北京后,等待鲁迅的,是北洋军阀混战,各种政治丑剧愈演愈烈。鲁迅对此失望至极。几年间,他独自在僻静的小院里读书抄碑。在老同学钱玄同多次邀请下,鲁迅答应为《新青年》写文章。
这是鲁迅人生的一大转折。
1918年,鲁迅发出了自己的第一声呐喊——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发表在《新青年》杂志4卷5号的《狂人日记》,向世人揭开了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此后4年里,鲁迅接连写下了10多篇震撼人心的小说,代表了新文化运动对社会批判的最高水平。同时,他还陆续写作了不少杂文,从各个角度宣扬新思想。
大量见诸报刊的文章,使默默无闻的周树人成了赫赫有名的“鲁迅”,并被许多青年学生视为精神领袖。
1919年1月,鲁迅在《新青年》上撰文:“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个月后,春光明丽的天安门广场前,3000名青年学子,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在黑暗里发一点光”,并最终汇成了五四运动的熊熊炬火。
对一些青年学生来说,五四运动是他们未来革命事业的预演,其中蕴藏的巨大力量,在未来的岁月中释放爆发。
被捕32位勇士之一的许德珩,出狱后立即投身学生运动中。他化装离开北京,到天津、济南、武汉、南京、上海等城市,宣传五四运动。
1919年12月,许德珩踏上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旅途。在法期间,他参与成立了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并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成为知己。
60年后的1979年,在一场纪念五四运动的座谈会上,当年与许德珩一起被捕的32人之一的初大告,讲到一段逸闻:“许老(许德珩)1945年约我发起九三学社,原定为民主科学社,1945年9月3日日本签字投降,才定为九三学社。”
以发起、组织和领导九三学社而为人熟知的许德珩,其一生的道路,早已由五四运动而决定。
五四运动后,一大批青年学生,北上南下,进工厂去乡村,宣讲新知,发动和唤醒大众的觉悟。北大学生邓中夏便是其中的一位。
1919年3月,在李大钊等人的支持下,邓中夏把目光投向普罗大众,发起组织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
1920年10月,邓中夏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小组的最早成员之一。他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办劳动补习学校,脱下西装换上工人服,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每天就着凉水,吃两顿窝窝头或几个烧饼,晚上就用几条板凳当床,睡在教室里。
毛泽东称赞邓中夏,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范。
1922年8月,在充分利用五四期间建立起的良好群众基础上,邓中夏完成了他领导工人运动的成名作——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1923年和1925年,又分别组织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
这一系列的运动,似乎早在他1919年面对民众慷慨激昂的演讲中,便埋下了伏笔。
1933年9月,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邓中夏英勇就义。
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在青年时,发现自己的使命。五四一代青年,便是如此。
1919年7月,湖南长沙。
26岁的毛泽东,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在湘江畔发出一个时代的青春之问:“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后来,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他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从此,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天津,南开校园。
21岁的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与邓颖超等人共同成立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觉悟社,并率天津各校五六千学生请愿,被羁押半年之久。
1922年3月,周恩来致信觉悟社同仁,叙述自己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心路历程:“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法国,马赛。
16岁的邓小平,受五四运动影响,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运动,在轮船甲板上,这位个子不高、稚气未脱的少年,可能没有想到,自己从此会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邓小平后来回忆:“加入中国少共旅欧支部后,我从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信共产主义的。”
还有一批青年,虽没有直接走上革命道路,但五四精神都在他们身上烙下了深深印记。
五四运动爆发后,16岁的中学生周培源,满怀热忱参加了上海的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
1919年秋,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后又抱着“工业救国”之梦,赴美国攻读理论物理学,成为唯一在爱因斯坦身边长期研究相对论的中国人。1929年,周培源毅然回到祖国,成为清华最年轻的教授。
70年后,国家表彰了23位“两弹一星”元勋,大部分都是他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
如果不是因为五四,可能不会有“冰心”这个脍炙人口的笔名。当时19岁的谢婉莹可能会顺利从协和女子大学毕业,做一名医生。
1919年8月25日,北京《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的杂感,记叙了作者听审五四爱国学生的种种情况。这是冰心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半个月后,她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两个家庭》在报上连载,从此登上文坛。
60年后冰心撰文回忆:“这奔腾澎湃的划时代的中国青年爱国运动,文化革新运动,这个强烈的时代思潮,把我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槛……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道路。”
十一
五四运动两年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
1940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五四运动标定为“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分水岭:五四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五四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
在五四精神的召唤下,一代代青年肩负起时代的责任和使命。
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
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会将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毛泽东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并发表演讲。
在演讲中,毛泽东对青年在革命中的作用作了准确描述:“‘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什么叫作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
当时,抗日战争逐渐转入到艰苦的相持阶段。“青年们在这个阶段里,是负担了重大的责任的。”毛泽东鼓励延安青年,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实行团结,抗日到底,“只要全国人民一齐努力,中国革命一定要在抗日过程中得到胜利”。
1949年,五四运动30周年。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2月23日宣布,5月4日为青年节。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经历了近代以来100多年苦难斗争的亿万中国人民,第一次成了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一代青年也由此明确了新的历史使命,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到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1979年,五四运动60周年。
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举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五四纪念活动,重新阐释五四精神,凝聚社会各界思想共识。
1978年,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标志,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一代青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党的带领下,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从局部开放到全国开放、全方位开放,让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
2019年,五四运动10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历史的关键节点在这里不期而遇。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调,五四运动以来的100年,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凯歌前行的100年,是中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100年。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经过一代代青年的探索和奋斗,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从五四运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100年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这都是划时代的。
十二
北京,五四大街29号,沙滩红楼,静静矗立在繁华街边。
这座红砖砌筑的工字形建筑,100多年前是北京大学的校舍,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如今是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每天,不少青年学子涌入红楼,拜谒先贤,观看展览,聆听讲解。
距红楼17公里,未名湖畔,北大燕园。
苍松翠柏掩映处,立着李大钊半身铜像。大理石基座上,不知被谁摆放了几束鲜花。
“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李大钊百年前的呐喊,仿佛仍在耳边回荡。
塑像南边的静园大草坪上,三三两两,坐着捧着书本的青年学生。相比百年前的五四一代,他们是“强国一代”,有着自己的责任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寄语当代青年:“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报》